他干生产队长一直到1985年，将近34年。在这期间，他和村民一道，为村里干了四件“大事”。第一件事是带领村民修建了村里的黄家水库，那时没有机械化，大伙儿也只能在农闲修水库，40多个劳动力干了2年，用锄头挖，用箩筐装，用扁担挑。据估算，修水库总的土方量大概能有2万方。现在的一辆6轮卡车，一车装满大概能有30方，一方土的运费约8块钱，算下来仅运这些土的费用也要大概16万元，还不包括挖土的工作量在内。第二件事是带领大伙一起办了一所小学，建了村集体存粮的仓库。第三件事是开荒田，原来村里有很多荒田，据说都是解放前的1939年左右荒掉的。为了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和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，我父亲带领村民在农闲开荒，下雪天也照常干活。开荒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，还使我们村成了远近有名的富裕村，说“富裕”在当时一点也不过分，一是旁边很多村都借了外债，但我们村里没有负外债；二是在他当生产队长期间，70年代，我们村1个公分在年底能兑现1块8角多钱，而旁边的生产队是1个公分8分钱。这样，我们村便成了公社的典型，外村的姑娘想嫁到我们村来，县里也点名直接奖给我们村一台拖拉机。第四件事是带领村民修村里连接县道的土马路，当时大伙儿在下雪天用锄头，用铲子修路，冷了就烤火，集体在工地上吃饭。

　　据我父亲回忆，他当生产队干部的时代各方面条件都艰苦。那时村里和公社开会都不计工分，且需要自己带米，带菜筒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他和村民白天干活，晚上接着干，因为那时公社和大队夜晚都会来检查有没有开展劳动，有时开会要开到晚上12点。据他回忆，由于忙村里的事，他的前一任生产队长自己家的稻子没时间收，就烂在田里。由于工作累，加上身体本身有些问题，这位生产队长后来得肝癌去世了。干活已经成了我父亲那一辈农村干部的生活习惯。我的父亲今年已八十四岁高龄，五六年前还能种田，现在他也闲不住，总想着要干点活，于是就在我工作的大学校园里捡学生丢掉的矿泉水瓶和饮料瓶卖。

　　我父亲的党员经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让我深受触动。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，与我的父亲相比，我虽有博士学位，有大学老师这样听起来很光鲜的职业身份，但就在岗位上做的贡献而言，我感觉自己可能赶不上他。他干生产队长，和村民一道解决了温饱问题和面子问题。他和大伙一起修建的基础建设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这样的实绩和荣誉感，我能带给我的学生和我所在的单位吗？他们那个时代的老党员们，不计个人待遇，闷头苦干，而现在的我在和同学和朋友们聚会时，不免经常把自己的收入和待遇和他们相比较，却很少比做出的业绩和贡献，很少比在学生身上付出的精力。与老党员们相比，这种心态让我感到惭愧。

　　由此我想到，在当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下，和自己家里的老党员们聊一聊，感受他们的党性，倾听他们的故事，了解他们的不易，反思自己的党性，学会感恩，学会反思，或许是我们这辈党员们接受党性教育的好方式。(江西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 曾小荣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