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为政之要，莫先于用人”。选什么样的人、用什么样的干部，怎么激励干部、如何能上能下，始终是保持干部队伍战斗力、关乎兴衰成败的大事。
有人说，用人是一门“技术活”。人尽其用就是让骏马到草原驰骋、让雄鹰去搏击长空。选人用人不只是“技术活”，更是“政治活”，最重要的是把好用人导向的“方向盘”，用好评价标准的“指挥棒”，体现事业为上的价值取向。
这一点，在中办日前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通读全文，“大力选拔敢于负责、勇于担当、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的干部”的导向格外鲜明，对考核评价科学性、针对性、可操作性的要求十分明确。字里行间，处处体现着让优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的标准和机制。
改革伊始，一部叫做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小说曾风靡一时。面对工人积极性缺失、干部之间矛盾重重，“乔厂长”能够勇敢地说“就得这么干”。众多读者视他为敢负责、敢挑担、敢改革的代表，发出用人制度“不改真的不行了”的感慨。读者的感慨，折射出人们对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干部的渴求。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进入新时代，无数攻城拔寨的任务在等待干部带头冲锋、迎难而上。“对个性鲜明、坚持原则、敢抓敢管、不怕得罪人的干部，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”“突出实践实干实效，让那些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”，正是要旗帜鲜明地把有担当有作为的干部用起来。
置身新时代，有为才有位。把好“方向盘”，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：需要什么样的人、不用什么样的人，力挺哪些人、提防哪些人，让好干部标准在每一项人事使用中得到具体体现；用好“指挥棒”，则是从“考什么、如何考、结果怎么用”等方面提出要求，凸显干部考核工作的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按照规定该重用的大胆重用，该容错的大胆容错，该调整的大胆调整，调动和保护好各区域、各战线、各层级干部的积极性。
《意见》中的七条要求，每一条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在个别地方，说起来是一套标准，做起来是另一种态度，一边是“鞭打快牛”，一边却总让“老黄牛”吃亏。在少数单位，破解难题时就把闯将当作“排头兵”靠前用，出现失误时则把他们当“责任人”往前推。在一些上级领导眼里，表态多调门高的干部更“讨喜”、哪怕行动少落实差也无所谓。最后的结果，是干与不干、干多干少、干好干坏一个样，甚至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恶果。对此，中组部负责人强调，组织部门将严格督促检查，确保文件精神落地见效。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作风，《意见》确立的导向才可能在实践中收到真正的实效。
完善选人用人机制、提振干部士气，需要踏踏实实的探索，更需要识人辨人的智慧。现实中，忠于职守、担当奉献的干部常常默默无闻，而“机灵活泛”的干部却擅长包装，只有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、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表现，才能高下判清、明确区分。在无明确限制的领域探索试验出现失误怎么办？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走了弯路怎么算？只有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三个区分开来”原则，坚持事业为上、实事求是、依纪依法、容纠并举，不让勇敢担责者寒心，也不让厚爱变为溺爱和放纵。
“共产党员为什么怕？为什么不敢讲话？为什么不敢负责任？”邓小平同志曾有如此“三问”，坚持原则、勇于担当的气概溢于言表，对干部敢打敢冲敢拼的期待溢于言表。让干部想为会为敢为，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，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、激励和约束并重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，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，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、踏实做事、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。”树立这样一套体制机制，选用一批“铁一般信仰、铁一般信念、铁一般纪律、铁一般担当”的干部队伍，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无往而不胜。